看了莫言小说《蛙》，感觉软软的，水水的，像刚刚做出来的日本豆腐。
有人评价说《蛙》反映的是数十年的计生史，我看根本不是，《蛙》离“计生史”远着呢。
我不否定莫言的整体实力，我否定的是《蛙》。这部书的叙事内容是残缺的，线索是断裂的，结构是生硬的，情节是单薄的，甚至人物形象是虚假的。其实莫言什么都知道。
莫言是聪明人，他能把文学尺度把握得刚刚好，游走在将要被封杀的边缘，从心所欲不逾矩。看莫言的作品，你可以会心地笑，知道这是“中国特色”。但越是聪明人，有时候就越是弄出点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这大概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百曲不如一直。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金庸先生。金庸无疑是聪明人，但《笑傲江湖》里有个情节编排得很狗血，不戒和尚把田伯光阉了，两人还是亲亲秘秘一同出入，像一对亲兄弟似的。这个漏洞的产生，源于金庸企图站在道德高度教化世人，他在前面的描述中对田伯光注入了太多幽默诙谐的成分，猛然想到还有道德意义，要警戒一下，恶有恶报呀，来不及拐弯，就让不戒和尚一刀把田伯光切了。
《蛙》也有同样的弊病，顾此失彼，真实性太弱。
受到阉割的奇耻大辱，真实的田伯光会怎样对待不戒和尚？同样，《蛙》里的那位“姑姑”经常一尸两命地残害村人，满手血债，会受到怎样的反作用力？
《道德经》云：“和大怨，必有余怨”，逼死人命是大怨，即使勉强化解了，怨恨依然会很大，况且受害者还不一定愿意化解，你又拿什么去讲和。《蛙》中的叙述人万小跑身为军官，妻子怀二胎是姑姑万心向部队告的密，姑姑又亲自带人抄家似地到万小跑岳父家，毁房逼人，带回侄媳妇王仁美，在姑姑的大包大揽之下人流失败，两命归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万小跑再孱弱，也不会再认这个姑姑，万小跑的父亲，也不会再认这个妹妹，这都是当代农民最起码的反应。按照这个逻辑写下去才能保持一部小说最起码的硬度。而在莫言的笔下，万小跑的反应出奇的温和。反而劝父亲说：“其实也不能怨姑姑，她也没有做错什么。”继续跟姑姑保持着亲情关系，还经常做着心灵的沟通和交流。读到这儿我就感觉万小跑是一个受虐待狂，跟田伯光一样。
和大怨，必有余怨。有些当官的缺心眼，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提拔了，就悟不透这个道理。他们很傻很天真地认为，我今天整你，以后我再“圆”回来，他们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姑姑”万心无疑也是这么一个智商不高的人，把人往死里逼，在人临死之前抽点自己的血给输上，在死者家属来闹的时候腆着个脸出来挨两下子，就单方面宣布扯平了，回家了，计划生育工作接着干——这是把村民都当成傻子看。你说平就平？你想和就和？你单方面撤出战斗，难道战斗就不会接着进行？
莫言笔下被万心荼毒的那些村民，反抗指数无疑是极低的。王仁美的母亲在万心的腿上戳了一剪刀，张拳在万心的额头打了一棍，后来就再也没有激烈的措施了，难道真是民性本贱，小民可欺？在《蛙》里，万心残害了那么多妇婴，没引起一桩像模像样的官司诉讼，有告状的也只是在万心嘴里一带而过，这不真实，这不是计划生育工作应有的场景。
笔者的邻县江苏丰县(就是丰县校车事故的那个丰县)发生过一起大案。一军官妻子怀二胎躲避，当地干部带领计生队伍拆房以示惩罚，房塌，砸死军官母亲与女儿。军官携枪回家，仿水浒传武松复仇之情节，宴请当地干部，并假意赔罪，干部们仰仗人多，为了以后计生工作更好地开展，集体赴宴，去会军官，席间被军官堵住门用枪扫射，大小干部一锅烩。何等英烈，何等气魄！此事惊动国家总理亲自批示，计生伤人，本性如此，最易同归于尽，并非如莫言描写的一头软，一头硬。
莫言小说只强调了一面：人是很容易妥协的；但是还有另一面，人也是很容易决绝的。中国农民妥协、懦弱、忍让，仅是在名利面前，是为了家口的生存。另一面，中国人重伦理，视亲情重于个人的生命，一旦政策到了要取他们家属性命的地步，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决绝，远如伍子胥，近如钱明奇，都是中国人性的表现。废墟之下托出儿女生命的断手，和向计生酷吏复仇的血手，其理一样。
莫言为了造成小民可欺之势，采取了三种手段。一，给万心增添了一些英雄资历：虎胆烈女，闯过日本人的鸿门宴，没有结婚，无后顾之忧，所以村民应该怕。二，精神力量的支持，万心为革命理想疯魔，不怕死，村民应当怕她。三，莫言知道纵是如此，万心依然是压不住阵势的，就略去一段历史，从1983年前后直接跳至2005年前后。可是，从叙述中得知，1983年以后，姑姑依然疯狂地推行强制性堕胎，直到退休。“姑姑”这辆战车竟能在强制堕胎的路上疯狂前进直线行驶，没有被撞翻，真是伟人转世，是属于毛泽东、周恩来一级的。
莫言略去的这段历史是大有趣味的。1983年，正赶上电影《少林寺》放映，随后就是尚武精神和武侠热的兴起，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好勇斗狠的年轻人，他们心比天高，头上长角，肚皮上长鳞，他们正值婚配和生育的年龄，万心想要在一线上跟他们搏斗，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
八十年代是一个美好的、神奇的年代，成就了很多人，或者说，致力于个人奋斗的人大多功成名就，相对无能的人才留在乡村当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三怕：一怕大家族大势力，其实基层干部本身就是大家族选出来的，当然要听话；二怕新涌现出来的一批好勇斗狠的青年，有道是一人拼命，十人难敌；三怕有才华而又心比天高致力于个人奋斗的青年，那个时候只要你有才，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出现，说到底干部们还是怕那个短暂美好的时代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向上的梯子。进入新世纪，垄断势力和保守势力已经形成，下层人士向上的梯子被斩断，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优秀都很难突破你原有的阶层，这就是可怕的阶级重现，官方的力量急遽增强，小小的县委书记一声令下，以拆迁为由立马可以毁掉半个城。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人的价值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同时还有中国人的武侠精神。
莫言略去了这段历史，就显得作品空呺呺的，没有什么硬度。
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肯定会问：既然八十年代计生工作有那么多顾忌，那是怎么推行下去的？当官的都怕死，那计生工作谁来干？
问得好！这个问题一下子问到了计生工作的实质。计生干部们的职责在于引导，在于说服教育。他们可以对违规者罚款，可以扣口粮，可以不给入户口，可以到农民家里扒粮食，可以剥夺农民的土地，但就是不可以直接侵犯孕妇的身体，一旦计生干部亲自进入追捕、捆绑阶段，干部们就等于孤注一掷，就等于押上了巨大的赌注，输了就有可能丢官、丢命。所以，对孕妇身体的直接残害，不是好人能干的，好人也不愿意干，同时也不适合基层干部们去干。计生工作需要爪牙，需要打手，就只好雇佣流氓、地痞等恶势力去抓捕孕妇，而计生干部躲在其后图个安全，这样孕妇家属要复仇就找不到具体目标，因为目标已经被分解。你说找抓去了孕妇的那个流氓无赖拼命吧，他是受命于人的，说不定是从外地雇佣过来的，你根本就不认识，况且杀了一个无赖被判死刑，肯定不值；你说直接找计生干部复仇吧，计生干部会说，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机制就是只要有人举报，直接就有人抓，抓了就有赏钱，中间不必通过我。强制堕胎的本质就是官匪勾结残害小民，官员得以安全。像《蛙》中的那个万心将官匪两家的工作集于一身，亲自挂帅，一线追捕，生怕受害人家属找不到复仇目标，在七十年代差强可以，在八十年代死上十回也不够她死的。
《蛙》没有写出计生工作雇佣流氓残害村民和计生干部躲于幕后极端怕死怕丢官的特质，这是很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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