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康熙（下）

五、中国姓名学的悲哀——虚构传承

康熙计数法是以《康熙字典》体例为本位的计数法，跟汉字本位计数法性质不同，无法融合。汉字本位计数法和数学是一致的，然而《康熙字典》体例计数法生硬机械，不能通于数学和汉字本位。

这足以从侧面证明《康熙字典》本不是为指导取名而编纂的。从《康熙字典》编纂之初，到其完成，它根本就未承载过“为汉字定数理以供取名选字之用”这个任务。是熊崎健翁以懒人锯剑之法生硬地将取名和《康熙字典》强行嫁接，扭到一起。熊崎健翁之所以要“锯箭”，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定出每个汉字的数理，所以要甩包袱，要推诿，所以就找到《康熙字典》这么一个下家。后人不识路径，反而把《康熙字典》神话，把《康熙字典》捧上了天；后人不识路径，反而颠倒因果，以《康熙字典》为证据，断言《康熙字典》的出现说明至少那时候起中国就有类似81数理的姓名学。

如果我们把视域放得更大一些，还能发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姓名学界一直在虚构传承。

所谓虚构传承，就是不经过考证，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中国自古就有体系非常完整的姓名学，春秋时有，战国时有……唐宋时有……明清时有……然后再捕风捉影地把一些与姓名学无关的文献归于姓名学下。当然，这样整法，最终还是找不到中国古代完整的姓名学的，因为没有文献和证据支撑这个观点。这时候虚构传承者就开始虚晃一枪，玩神秘，声称这门技术被皇帝垄断了，泄露出去是要杀头的。那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姓名学失传了？不，这不是虚构传承者想要的结果，这些虚构传承者最终总是把笔锋一转，不指甲，不指乙，偏偏就指向日本人熊崎健翁，说熊崎健翁偷窃了中国秘传的姓名学。这样，本来什么也不会，没有任何创造的虚构传承者（即懒人帮）只需要随手一指，就把任务完成了，他就可以用熊崎健翁传下来的那套方法营业赚钱了。挂中国文化的羊头，卖熊崎健翁的狗肉。

读者试想，有这么一份工作，不需要什么成本、什么创造，只需要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一指就行，会引得多少怀抱非分之想的人对此趋之若鹜！这份工作，正是懒人锯箭之恶法。这种恶法，在姓名学界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熊崎健翁把《康熙字典》拉出来，当成给汉字取数的标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熊崎健翁后学们虚构“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说这门学问被熊崎健翁偷去了。经过这两次恶法的洗礼，现在的所谓“姓名学”，就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读者再想，这熊崎健翁对姓名学的影响，到底大不大？这熊崎式姓名学的再生能力，到底强不强？熊崎健翁，就像是中国的商鞅，其人死，其法不废。杀死商鞅的秦国贵族们，恨的是商鞅的人，用的是商鞅的法——正如今天拼命在骂熊崎健翁剽窃的人，仍继续使用熊崎健翁的法一样。

想要驳斥这些虚构传承者是非常容易的，且听我道来。

历史上日本人是窃取过中国的宝贝，如造纸、制刀、武术。但以上种种跟“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存在行迹。造纸、制刀、武术在中国古代存在是毫无争议的，因为有载体流传，有纸，有刀，有武术家。这些载体在社会上流传，造成了很大的行迹。作为机密的不是有没有纸、刀、武术的问题，而是制作、密炼工艺的问题。每一种国宝都分为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个部分，是已知信息引起了日本人掌握未知信息（机密）的欲望。所谓机密，都有已知相关信息在外部作牵引。而“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在古代、近代没有任何行迹，没有任何记载，日本人又怎么会知道这项发明，而产生争夺之心？即使是机密，如果没有相应的行迹烘托渲染，甩到日本人脸上，日本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虚构传承者一口咬定日本人剽窃了中国的姓名学，却解决不了日本人来剽窃“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的驱动力问题，只能是胡乱编造。

纵使如虚构传承者所说的，“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被皇家垄断，只能为皇室服务，命名师如同太医一样，在这种前提下，为皇子命名也绝对是公共事件，掩盖不了行迹。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喜欢干涉皇帝家庭私事的官，这样是能青史留名的。让命名师给皇子取名，关乎皇子的前途，关乎一个皇子能不能继承大统，那还了得！皇帝会介入，后妃会介入，皇亲国戚会介入，国家重臣会介入，皇子的党羽会介入，会有多人向御用命名师行贿，王爷长大了会反思，弄不好会报复取名师，在野的取名师为了富贵和名声会向朝廷自荐，要和当朝的取名师比拼过招，梁子越结越深会弄得无法收拾，这种姓名学会像“红丸案”、“梃击案”一样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然而，“中国古代姓名学”在古代、近代影踪全无，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皇子、后妃、皇亲国戚、各派党羽觉悟都非常高？

事情分两面看。不只是“日本人喜欢窃取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广告、征婚节目、真人秀节目，又偷了日本人多少东西？至于说造假古董、文玩，中国更是外国难以企及的造假大国。一些“姓名学专家”为了造假的方便，毅然决然地给熊崎健翁扣上一顶“盗贼”的帽子，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正是“恶人先告状”的做法。这些虚构传承者，正适合去广告公司给阿胶什么的保健品编写品牌故事。

虚构传承者有三个法宝：蔡沈著《洪范皇极》，《康熙字典》论汉字数理，杨坤明著《中国姓名学》。《洪范皇极》和取名没有什么关联，可以不理会；《康熙字典》论汉字数理和杨坤明著《中国姓名学》皆已被我考证出，一个是熊崎健翁的安排，一个是熊崎健翁的余韵。至此，虚构传承者们的依托，皆已被拔除。

晚出的，未必是坏的。中国姓名学从熊崎健翁的学说中拔出来，不容易。中国姓名学的创制，才刚开始。

 附：

满洲黑暗大教父康熙对中华民族的萎大贡献

原题目——真实的康熙：轮奸臣民妻子淫乱三千宫女

（神松点评：洪秀全霸占了2300女性，康熙蹂躏了3000女子，还是康熙最为淫恶！）

签《尼布楚条约》割让大片土地给俄国的“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晔，是清朝数一数二的暴君，比起祖上号称“满洲屠夫奴尔哈赤”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康熙统治下连续二十年大规模强行禁海迁界，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民死过半，惨不可言。迁界令就是以武力摧毁沿海一切固定资产，定期扫荡，用屠刀威慑百姓不得在沿海居住，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一个字“杀”，所谓“尽夷其地，空其人”。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日本的三光、清乡政策和康熙的残暴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把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彻底变成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沿海百姓死亡何至千万。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1673年）康熙又挑起了对三藩的战争，导致千万人战死沙场，所谓“整兵剿洗、玉石难分”，无数百姓再遭屠杀。借三藩之乱康熙一次性枉杀三藩开国功臣7万余人。还将三藩的旧臣家属全部杀死；对于三藩将领的妻女，康熙竟把她们送入满城营地或卖入妓院、任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康熙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康熙被后世称为仁皇帝，只是不知这仁字从何而来？细细想来，康熙其仁的对象乃是满清八旗，对其相反的一面则是对广大臣民残酷的暴。康熙之圈地、诛杀前朝太子、迁界禁海、三藩战争、大兴文字狱等等暴行，双手无不沾满各族人民的鲜血。

凌迟灭族，开棺戳尸，手段卑鄙。

满清皇帝的自卑心理和神经脆弱在文字狱方面是登峰造极的，可谓手段卑鄙，阴险毒辣。对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按清律，凡谋反者与，即兴而作。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指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瞎编四库全书，于是徐被灭了十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有朱方旦之狱。自称二眉道人，私自刻书。书中有言及：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于是康熙大怒，被灭族。按照孟森先生总结朱方旦冤案，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悖逆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康熙的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清廷之重视。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竟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宇贯》，意思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的不足。结果康熙大怒，此案的主犯被凌迟灭族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也受株连被革职。王锡侯不但被灭了族，而且转相攀染，到处牵连，所谓瓜蔓抄。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本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场。

康熙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史实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献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刑部上报康熙，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明崇祯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密杀于狱中”。由于该书提及前朝太子被密杀之事，康熙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斩立决，女子罚给满城转营奸宿。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满洲贵族部属各个满城营地让八旗兵们轮奸。据清宫康熙密折老档载：康熙二十一年一月五日，康熙密旨赖塔：俘奸恶吴逆妇人百人，每一日一夜，满城八旗伺候着，年小的都怀身，夜生了小崽子。又有几个丫头，奉钦依由他，崽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主儿。“满城八旗伺候着”，是轮奸的意思，这种惩罚骇人听闻，奸后生了孩子，还得继续受罪。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立决；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奴。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近千人，因方孝标已死，仍被开棺戮尸扬灰。

　心狠手辣，乱伦成性，淫乱宫女。

满族本是关外的原始游牧民族起家，入关前尚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部落风俗野蛮并未开化。然而，风俗习惯的改变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譬如爱新觉罗.皇太极，先是娶了自己的姑姑博尔济锦氏，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又娶了博尔济锦氏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后被封为庄妃，生了顺治福临和三个女儿；后来还娶了博尔济锦氏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在皇太极死后就发生了孝庄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盗嫂”的事件，而当时满洲皇族视之为满洲习俗理所当然，并不为耻。又如清代皇帝祭神有吃生肉和跳萨满(一种原始的巫婆舞蹈)的习俗，再如康熙的性启蒙老师苏麻喇姑：一个92年不曾洗过澡的脏女人。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那就是不讲卫生，而且是一位女同志不讲卫生，但按满洲旧俗不洗澡也是一种原始风俗，其部落习俗就如同美洲的印地安人。

纵观清代皇帝的后宫，多尔衮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顺治皇帝沉迷后宫，连自己儿子的奶娘也不放过，生下“爱新觉罗.奇授”，更不用说他逼死弟弟，夺其弟媳的乱伦行为，使得索尼不得不改皇太极“不得取弟妇…”禁止乱伦的法令，其实皇太极自己就娶了姑侄，已经先行违反了；康熙不用说，后宫女子是满清皇帝最多的一位，而且连宫女也不放过，生下八贤王；乾隆只能用淫乱来形容，六下江南挥霍无度，在江南为嫖妓而两度废后；咸丰天地一家春，淫乱而早亡；同治皇帝在八大胡同嫖娼染梅毒而死；就是被打扮的十分简朴、清心寡欲的雍正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奢华、荒淫的伪君子。雍正在即位前只有一妻一妾，但所生的五子三女，却都是其他不同女子所生，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至极的生活。雍正后来暴死，就是因为服用“红丸”，而红丸其实是一种春药，要是雍正真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要红丸干吗？！

到了康熙的时候，还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康熙年间有位格格是皇太极的幼女，顺治的妹妹，辈分上算是康熙的姑母。顺治遁入空门时，这位格格因为年幼尚未出嫁。康熙即位后，此女也一直留在宫中，后来，有大臣请求为之遣嫁。康熙听后说：“现在还谈什么嫁不嫁的，我早已纳为妃了。”臣属们大吃一惊，说：“宫闱之类乃王化所基，伦常不能紊乱。今公主于皇上乃是父亲一辈，皇上怎么能娶自己的同姓之姑为妃呢？”康熙颇不以为然的说：“未必。所谓同姓不婚，指的是母与姊妹及自己所生之子女，若是姑母辈，既非我母，又非我女，也不是我的姊妹，就算纳之为妃又如何。”大臣们听后极为惶恐，力谏不可，但康熙终究还是不听。

　　在历史上的皇帝中，康熙的生育能力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生共下有五十二个崽！实属罕见，比生殖能力强的动物还多。康熙年青时身体强健，即使到晚年也是雄风不减当年，其荒淫之名，时人无人能及。

　　康熙的名臣张廷玉的弟弟张某在京为官，当时还有另一汉人官宦世家姚氏，两家世代通婚，张某的老婆姚氏，当时号称国色天香，在京中汉官中，其美色在这些人的妻妾中公推第一，张某心里也好不得意。有一年太后祝寿，诏令汉官命妇也同满官命妇一同进宫叩祝。于是张家和姚家的女眷便精心打扮，盛装朝服的跟随众人进宫为太后贺寿。到了之后，康熙也在那里，太后很高兴，便在内廷中赐宴，让这些人在宫里好吃好喝，随便游玩，玩了一天才散。出宫后，这些女眷们散后便依旧乘坐原先的肩舆回家，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只有一家出了问题。当时说某京卿张某的老婆，回来的时候衣服虽然仍旧是原来的衣服，但人却已是面目全非、衣冠不整、六神无主，根本不是原来那个人。张家和姚家虽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却畏祸不敢声张。由此，汉官命妇入宫之例，便从此停止。

以前以为清代最乱搞的是乾隆，后来才知道康熙也有这个传统。有正史记载的老婆55个，后宫佳丽三千。其中有一个良妃卫氏，只是个汉族包衣，在后宫浣衣局被康熙给瞄上了。据说这个良妃“美艳冠后宫，宠幸无比”，而且“体有异香，洗之不去”。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还嫌若大的后宫太小，容不下他声色犬马，便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在其旧址上仿造江南山水修建一座奢华离宫，亲自取名日：“畅春园”，作为他在郊外寻欢作乐、风花雪月的场所。此后他经常与女人、太监们私混、胡闹与此，纵欲无度。畅春园后毁于英法联军。

后妃人数居历朝皇帝之冠：

康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拥有后宫女人最多的一位荒淫皇帝。

据记载，康熙在位期间，仅被正式封有名号的女人就多达55位，而那些私混过的后宫女人则不下三千。有资料称，康熙在每次外面巡游、私访时，就经常每到一地广为寻访民间美女，而且有很多女人被带回了他的后宫。如果说，这个在位执政期间的康熙皇帝每天总是很忙很忙的，总是在夜以继日地思考江山社稷和研究朝政，那么他也就应该无暇顾及那么多女人了。可是，康熙皇帝所留下的后宫女子和子女人数之众却偏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个子女。

康熙死后，因为后宫与其私混过的女人数量庞大，雍正曾经降谕内务府官员，命令他们慎重处理康熙「后宫未亡人」的事宜，谕旨内文有一段说：“今日总管等所奏易贵人之事，似此贵人入陵尚可。陵内关系风水之地，嗣后尔等宜加意斟酌，如曾奉御皇考之贵人尚可。若随常加封者则不可。”

易贵人的族籍不明，可能是汉族或包衣，据考她未曾生育子女。雍正六年（1728年）死时七十多岁。由此可知确有很多有过性关系而地位不高或根本未加封的宫中女子最后没有葬入康熙陵园，但是康熙确曾与她们发生过关系，据朝鲜史料称，康熙皇帝后宫的女子最盛时达到三千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2岁。

据此可知：康熙皇帝的后妃人数之多实居中国诸帝之冠。尽管有人说古代帝王有浓厚的享乐思想，而康熙一朝统治期长，故其女人亦多。康熙如不荒淫，如何对纳妾的兴趣如此之大？而且有不少的女子还是在他晚年时入宫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特别是以道学家自吹的康熙皇帝到了晚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征召女子入宫，难道不是一个荒淫之人吗？

老年仍寻花问柳征召大批江南美女：



据考证：康熙晚年对汉籍女人有兴趣高的趋势了。若再看看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后宫中的情况，竟发现有五位后宫女子生下子女五人，而其中汉籍女子占四人，生子女亦有四人，百分比高达八成，杨珍教授更强调说，「可见，这一阶段和康熙有关系的女人，汉人已经处于优势，她们并非汉军八旗，而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康熙教训他的儿孙时，一再的提到要「清心寡欲」与「寡嗜欲所以养精」，这些养生之道似乎他自己根本没有实行。直到晚年仍不断的征召大批江南年轻貌美女子入宫，可见他反而性欲不减，谁又能说他不荒淫无度呢？

说起江南女子入宫，我们在宫中珍藏的秘档中发现了一些资料。康熙四十八年七月间，皇帝的亲信之一，当时任职苏州织造的李煦，突然进呈一份秘密奏折，折中说「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年七十岁，理合奏闻」。康熙帝看到这份密折之后，只批写了：「知道了，家书留下了，随便叫知道吧！」意思是说：「你李煦呈上的密报知道了，王家的家书暂时留下，等以后再让她(王嫔)知道吧！」王娘娘的生母家姓黄，家住苏州境内，这件事又有关宫闱秘闻，只有由李煦这样的亲信官员向康熙密报了。

另外从康熙宫中所藏后妃妻妾的资料可知：这位王娘娘曾为康熙帝生过儿子，即胤■、胤禄、胤祄。年长的胤■生于康熙三十二年，王娘娘当时约二十岁。康熙帝曾在一六八四年与一六八九年，即康熙二十三年与二十八年南巡江浙，是他六次游玩江南的头两次。他每次南巡都经过苏州等江南名城，从胤■的出生时日看，王娘娘可能是第二次南巡时带回宫中的。杨珍教授所说康熙晚年在宫中感性趣的妃嫔多是汉人，而且「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这一看法确非臆测，因为从清代《玉牒》、《爱新觉罗宗谱》、《清史稿后妃传》、《清室四谱》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史实，如：“汉人高氏，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生皇子胤，第二年生一女，四十五年又生下皇子胤祎。四年间连生三个子女，足以显示她的得到宠爱一斑了。汉人陈氏，于康熙五十年生皇子胤禧。汉人石氏，于康熙五十二年生皇子胤祁。汉人陈氏，于康熙五十五年生皇胤秘。汉人陈氏，于康熙五十七年生下皇子胤禐。另外白氏汉人为康熙生子说，有些疑点，尚待考证。康熙五十年以后，有如此多的汉人女子生育，显见她们是得宠的一群。但在《玉牒》中有关这些汉籍女子的记录只书写她们父家的姓氏，而未记出身，表明她们不是来自汉军八旗，而是出自民间或妓院。由此可见：康熙南巡时确曾多次带回汉人女子回宫。同时康熙晚年偏宠江南佳丽，忘却了「首崇满洲」的祖训，也足以证明他享乐荒淫的一面。

年近古稀仍纵欲无度：

康熙四十二年春，康熙做了第五次的游玩江南之行，回銮时他命令曾在南书房服务多年但已退休的高士奇从杭州一同陪他返回京城。高士奇在北京得到特别待遇，并很荣幸的在京郊行宫畅春园中与皇帝度过一阵吃喝玩乐的快乐时光。有一天高士奇被「召近膝前，许久言及西洋人写像」事，并出示了两幅画像，对高士奇说：「有两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皇帝显然向他忠心的老部属炫耀娇美贵嫔像的。高士奇年纪既老，又多年在皇帝面前服侍过，给他看看是无妨的。当然这里也透现出了康熙的伪君子形象。另外还有一位在康熙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他的画画得很好，得到康熙的赏识，因而命他在宫中服务，后来更叫他到热河避暑山庄去画三十六景图。马国贤在雍正初年回欧洲，著有《清宫廷十三年回忆》一书，书中有记述康熙与妃嫔们在热河玩乐的情形，甚为逼真，兹摘录如下：

“在热河避暑山庄，我住在一处带有小花园的临湖房屋中，湖的对岸是座别墅，鞑靼君主经常由一些女人们陪同，在那里嬉笑游戏。……通过纸窗的孔眼，我看见鞑靼君主在寻欢作乐，……有时候，鞑靼君主高高的坐在一个形同宝座的位子上，观看他所喜爱的游戏。几个太监侍立于侧，宝座前方地毯上，聚集着一群妃嫔。突然，鞑靼君主将假造的蛇、癞蛤蟆及其它令人憎恶的小动物拋向妃嫔中间，她们跛子「小脚」疾跑，以求躲避，鞑靼君主看了大笑不已。……还有的时候，鞑靼君主佯装想得到长在树上的果实，于是让妃嫔们到附近小山上摘取，在他的催促下，可怜的跛子「小脚」们争先恐后，叫嚷着朝山上奔去，以致有摔倒在地的，引起他的开怀大笑。鞑靼君主不断创造出这样的游戏，在夏日凉爽的傍晚尤为常见。无论在山庄或住京城，陪伴他的只有女人与太监。依照世俗的观点，这种生活无疑最为幸福，但在我看来，却是最淫猥的生活方式之一。

马国贤是外国天主教徒，他认为康熙的某些生活方式是「荒淫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康熙的这些行径，显然说明了他离开京城之外，离开了文武百官，在偏远的行宫中放浪形骸的与女人们痛快玩耍。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如不荒淫，哪有如此的兴趣？另外附带一提的是，杨珍教授认为马国贤笔下的「跛子」应指当时缠足的小脚汉人女子，这种解释应是正确的，由此更可证明康熙晚年确实对一群汉族女子产生了性趣，可能是一群江南佳丽。”

纵欲导致健康情况恶化：

康熙的荒淫无度似乎也可从他的身体状况看出一些端倪。由于康熙后宫佳丽三千，纵欲过度，伤了他的精。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的身体愈见衰弱，五月间他说：「至今朕体未见甚子，行走需人搀扶，甚虚弱。」十月他更坦诚的告诉大臣：「朕近月精神渐不如前，凡事易忘，间有怔忡之疾，每一举发，愈觉晕迷。」不久以后，他到内宫时，「乘软舆，脚背浮肿，不能转移，用手帕缠裹，才能转动」。第二年春间，他不否认他的身体已「羸弱已极，仅存皮骨，未觉全复，足痛较前稍愈，步履犹艰」。他又提到他当时「手颤头摇，观瞻不雅，或遇心跳之时，容颜顿改。骤见之人，必致妄起猜疑」。康熙晚年病虽重如此，但是他的性生活似乎一如往常，因为第二年二月后宫贵人陈氏还为他生下最后一个男婴，排行第三十五的胤禐，可惜这位皇子出生后即夭折，可能与康熙年高体衰有关。康熙低婚龄、多纵欲，对身体本来就是不太好。尤其到了晚年健康情况变坏时，若再贪恋纵欲，对身体必然会产生不良影响。晚年他手颤、头晕、目眩，照中医理论的解释，绝对是肾虚阳衰之征，也是一个纵欲之人的通常表现。康熙是一位略晓中西医理，他又从儒佛道三家中汲取了很多养生之道，可惜「知易行难」，否则不致在六十九岁就会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康熙终于精尽而亡，死于畅春园。

康熙死后，清朝的封建制度只延续了100年便寿终正寝，中国逐步沦为半殖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由此沦为“东亚病夫”。鸦片战争时期，仍不忘“弓马保清为满洲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面前被打得尸积如山、不堪一击。其实，在康熙时期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至少是不会像后来那么悲惨，悲哀的是康熙所制定的对内严厉的禁锢思想、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大倒退。时至今日，以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日益落后、丧权辱国于西方世界的清朝却还在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来标榜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相信康熙的阴魂如再活500年的同时，也正是中国这头雄狮再次昏睡的开始。

　　 “康熙大帝”无改一生的虚伪和荒淫，死了也要祸害后世！